文|凯风
婚育，国之大事。
01
结婚人数再次下降，什么信号？
民政部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.5万对，相比去年同期减少26.4万对。
要知道，去年全国结婚人数一度大幅反弹，多地结婚人数创下多年新高。
去年反弹的支撑，恰是今年回落的症结。
去年是双春年，民间素有“双春宜婚”之说，正如龙年效应一样，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容低估。
同时，去年我国祭出结婚全国通办的大招，取消户籍限制，不用再提供户口本，带动结婚人数迅速走高。
今年以来，“双春”效应不复存在，松绑政策的边际效应递减，结婚人数回落属于正常现象。
当然，无论双春年还是跨省通办，都只是短期变量，更深层的制约，还在于适婚人群减少。
一般而言，20-40岁为适婚年龄，对应1990-2006年出生人口，覆盖几乎所有Z世代群体。
根据七普数据，我国80后、90后、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.14亿、1.78亿和1.55亿。
Z世代群体少了几千万人，意味着哪怕结婚意愿不变，仅“主力军”收缩，都会带动结婚人数的趋势性走低。
同时，晚婚晚育成为常态。全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4.8岁推迟到29.7岁，自然影响婚育走势。
更不用说，性别失衡、城乡结构错配、天价彩礼的存在，都是长期制约因素。
这也说明，鼓励生育是一项长期工程。
02
广深结婚人数再创新高，怎么回事？
虽说全国结婚人数下降，但广深等超大特大城市却集体创下新高。
今年上半年，深圳结婚登记5.72万对，广州5.2万对，创下近年新高，合计贡献广东全省近4成。
一般来说，大城市房价更高，教育养育负担更重，观念更为多元，结婚更晚，结婚意愿普遍较低。
但问题的一方面，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，人口结构更为年轻化，适婚人口更多，结婚人数自然水涨船高。
不只广深，全国都是如此。省会基本还能保持增长，但三四线和县城，基本都已陷入负增长。
不过，大城市结婚人数创新高的背后，还有跨省通办政策释放的增量。
过去，结婚登记只能回户籍地办理，跨省通办之后，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：就地在大城市登记。
外来年轻人口众多的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苏州等地，成了最大受益者。
上海2025年结婚登记12.5万对，其中全国通办3.4万对，占比近1/4，主要来自河南、安徽等地。
深圳近4成结婚来自跨省通办，去年11.89万对结婚人数中，4.5万对来自跨省通办，主要来自湖南、江西、广西等地。
这与两地的外来人口结构基本一致，上海、南京都是安徽的“第二省会”，深圳则有“湖南第二省会”之称。
可见，大城市的人口吸引力，带来的不只是年轻劳动力，更是结婚乃至生育的基本盘，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。
人口在流动，婚育也在跟着流动，中小城市孕育的新生人口，最终还是流向了大城市。
正是基于这一点，坊间有“小城市负责生娃，大城市负责抢人、拼经济”之说。
言外之意，大城市理应通过转移支付，补贴中小城市的生育，这才是双赢之举。
03
鼓励婚育，国家又出手了。
近日，国家卫健委发文明确，首批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启动，多地将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为“一号工程”。
湖北天门、云南宣威、黑龙江穆棱等地已率先响应，打响“生育友好城市”竞逐战。
在我国，未婚生子比较少见，结婚被视为生育的前摇动作，鼓励生育的前提在于鼓励结婚。
对此，自去年推出结婚跨省通办、育儿补贴和幼儿园大班免费教育之后，又一系列新动作落地。
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，培育新型婚育文化，倡导积极婚育观，有效治理婚丧嫁娶中的陋习等问题。
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，加强初婚初育家庭住房保障，支持多子女家庭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和生育休假制度。
这意味着，鼓励生育正在迎来组合拳，从整治天价彩礼，到倡导积极婚育观，从真金白银补贴到延长婚假产假，不一而足。
目前，全国已有29个省份延长婚假，最长的多达30天，另有20多个省份实现“生娃不花钱”。
同时，浙江、福建多地发钱鼓励结婚，有地方给予一次性3000元奖励，有地方选择发放10张满2000元减100元的“甜蜜经济”消费券。
无论如何，环境越友好，政策力度越大，真金白银越多，婚育形势自然越乐观，反之同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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